在中国现、当代的历史中，宋氏兄妹占有不少的篇幅，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自从斯特林写了《宋家王朝》以来，如果有人想否定宋姓家族，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宋庆龄生前端庄秀美，身后朴实无华，她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
然而，千真万确，宋庆龄不姓“宋”，也包括她的父亲宋嘉树，英文名查理·琼斯(CHARLIE JONES SOONG)，号耀如。事实上他的本名是韩教准。如果认祖归宗的话，应该称为“韩氏家族”，而不是“宋氏家族”。
1987年4月，广东省文昌县出版的一本《文昌文史》中，《纪念宋庆龄同志专辑》里，这样写道：
“宋庆龄同志的父亲实际上姓韩，原名韩教准，英译韩乔荪，又名宋嘉树，别名宋耀如，系海南岛文昌县昌洒区庆龄乡古路园村韩鸿翼的第二个儿子。”
短短66个字，揭开了宋庆龄家父的身世之谜，确定她父亲姓韩不姓宋。考据指出：
“文昌县的韩氏家族，先辈原是客家人，原住河南相州的安阳，早在南宋(1126—1279年)时期，由于受中亚部族的侵入而南迁。有一个人叫韩显卿，到浙江会稽任县尉，又入粤任廉州太守。公元1197年渡琼州定居文昌锦山。所蕃衍之后代清时居罗豆市圯乌坡村，后移居昌洒区古路园村。”
宋查理的世祖，原是官宦之家。考据还指出：
“宋庆龄的祖父叫韩锦彝，生两男：长子鸿翼，次男鹏翼。鸿翼生三男：长男政准，次男教准(即宋查理)、三男致准。”
据现今在世的致准后代、宋庆龄的堂弟韩裕丰回忆说：
“我家的祖坟都在，老屋西北400米的牛酸树林中，墓碑中间刻有‘韩妣王氏之墓’，她便是宋庆龄和我的祖母，左下方刻有一行小字：‘男政准、教准、致准；孙乾丰、裕丰’等字样。祖父的墓也在，位于本县宝芳区大品坡上，落款也完全相同。因此墓碑上的教准和宋嘉树，实际上是一个人。”
韩裕丰肯定地说，祖母墓的碑刻有“民国6年秋月吉旦”，是他和二伯宋查理亲手竖立的，也和他不只一次祭祖。
韩裕丰还回忆说：
“我们的祖父，因早年家道中落，农闲时兼做烧窑业维持生计，还到东郊去挑椰子绳出售，或是到清澜港的船上做搬运工，艰苦度日。1861年，二伯教准出生在家……约在13岁那年，他和大伯到东印度群岛，在一个亲戚家当学徒，后来又到美国丝茶行当学徒，经过几番周折，碰上运气，受到美国新式教育，他读完圣三一学院的全部课程，入田纳西州斯维尔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的神学院。1880年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教名为查理·琼斯，成为北卡罗来纳州一名卫理公会传教士，进行传教，印售圣经，因此而致富。那时他经常都领着家属回来扫墓。”
韩裕丰所述宋查理经过，与宋查理的经历大致相合，应该说是可信的。但韩教准何以又改姓宋呢？韩裕丰补充说：
“二伯在印度洋群岛当学徒，有时年节也会回到文昌老家，深感郁郁不得志。这时候，恰逢二房祖婶母的弟弟从美国回来，探望姐姐，二伯他们也称舅父。舅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一家茶丝商店，生意不错，唯一遗憾的是膝下犹虚，祖婶母建议将二伯过继给舅父。舅父见二伯聪明伶俐，大为高兴，当即偕往美国，由于舅父姓宋，韩教准从此改名为宋嘉树。”
由上述事实考据与韩裕丰的回忆，证明宋查理不姓宋，应该姓韩，那么本文的女主人公，举世闻名的宋庆龄也就不姓宋而姓韩了。当然他(她)们都已成为历史人物，就没有必要再改姓了。
青年时代的宋嘉树，是相当有进取精神的。当他实现了求学深造的愿望后，在学校，宋嘉树以惊人的毅力和善于模仿的才能，将《圣经》中的词句和布道会上的说教背得滚瓜烂熟，从而赢得学校师生和院长的刮目相看，不久，他又转入田纳西州一家神学院深造，毕业后被授予见习牧师，并派回中国传道。
在美国神学院就读的宋嘉树
1886年1月，宋嘉树以传教士身份回到上海。翌年与倪桂珍女士结为夫妻，这不仅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次重大事件。此后，他们生育三女三男六个子女，揭开了“宋氏王朝”影响中国的历史序幕。紧接着，在宋嘉树人生道路上接连发生两次重要转折，一是他弃教从商，改行经营印刷业和工商业，迈向实业之道；再一是与孙中山相识，结为莫逆，走上革命路途。他以实业为财源，推动革命之活动，集实业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积极支持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其行动无疑对于宋氏家族的成员，尤其对二女儿宋庆龄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宋嘉树对子女的要求严格不失爱护，开明而不放纵，为实现他对子女“不计毁誉，务必占先”的目标和愿望，他把6个孩子全部送往美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和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这为他们后来步入政治，主宰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了文化基础和外部条件。
倪桂珍——有着一双大脚，受过西式教育，能在钢琴上弹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样的女子，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简直是凤毛麟角。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是明代着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少年时进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女子学堂接受西学，由于学业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19岁时与宋嘉树结为伉俪，夫妻二人性格相投，信仰、志趣一致，婚后生活美满、融洽。她虽笃信基督、清心寡欲，过着严格的清教徒般的规范生活，但却热心于慈善事业，对家庭及其儿女教育有着高度责任感和严格的要求。
宋庆龄的性格恰好继承父母二人的优点，因此赢得宋嘉树、倪桂珍二人的格外喜爱和自豪。宋庆龄也对父母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始终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并把这种真挚的感情保持到终生。她早年赴美国上学时父母赠送的一瓶葡萄酒、一瓶枫叶糖浆以及一件毛背心和一件蓝宝石胸针，她一直舍不得用，虽经几十年战乱和多次迁居，但她都一样不差地珍藏在身边，以为纪念。父母送给她的结婚嫁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也被精心收藏在上海和北京的家中。
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住宅里，与会客室相套的餐厅墙壁上，悬挂一幅面带微笑的母亲半身画像与她相伴，以便每日进餐时能看到母亲慈祥的面容。
宋庆龄头上那特有的发髻是母亲生前钟爱并要求女儿们梳扎的发式，不论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妇女时兴剪短发的风潮，还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破四旧”行动，都没使她改变对母亲许下的“不剪短发”的诺言。
然而，宋庆龄也并非事事顺从父母意愿，她与孙中山的结合就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虽然父亲以断绝父女关系的气话责令她改变初衷，但她依然我行我素，为此，给父母的精神带来很大刺激。宋嘉树曾亲自前往日本劝阻，结果落得一场重病。后来宋嘉树因癌症病逝上海，宋庆龄怀着十分内疚和沉痛的心情从广州赶来为父亲守灵送终，直到晚年，宋庆龄还念念不忘此事地对人说道：“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1931年7月23日，她慈爱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正在德国柏林的宋庆龄闻讯后失声痛哭，第二天便启程回国为母送葬，以尽孝心。
十年浩劫中，当她得知父母在上海的墓地被砸得稀烂时，潸然泪下，心急如焚。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过问干涉，才将墓地修葺一新。宋庆龄看到整修后的照片后，对周总理在困难时刻的帮助十分感激，永生不忘。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寓所中与世长辞了。根据她生前的一再嘱托，她的骨灰一定要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6月4日，在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亲属好友的护送下，宋庆龄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回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父母身旁，于他们团圆在九泉之下。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逝于北京，按照她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的墓旁。这是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右侧是宋庆龄的墓。